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乡村衰败”是什么造成的?

文/秦辉

秦辉

清华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教授兼博士生导师,被誉为“百科全书”学者。他知识渊博,关心现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难得的学者。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不同意“三农”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农业和农村问题,但这些只是一般性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权利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改革和现代化阶段。

01

的确,如果说“农业”是一个工业经济问题,那么它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与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相比,它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它并不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重要,因为那里“大农业”盛行。众所周知,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了这么多年,主要是在农业问题上。然而,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小,还因为它们的一部分农民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弱者。甚至他们人口的百分之几或最多百分之十对“多数决定”的议会政治有很大影响。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今天西方的民主有点“虚伪”,与其说是少数资本家,不如说是少数农民影响和控制了大多数人的意志。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改革前还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农产品供应严重短缺,人们以食物为生。农业解决“以人为本”的问题自然是“大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说农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基本上是农业问题。

中国现在完全不同于上述两种情况。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农业快速发展,中国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担心“吃饭”,陷入农产品供应不足的困境。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并不像美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那样,面对全球市场,处于战略性农业大出口国的地位,对农业生产过剩、农业经济周期和国际农民谈判等问题极为担忧。我们的自然资源决定了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以内需为导向的。尽管存在品种调整的问题,但从总量上看,我国农业也能满足国内需求。

关于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管理模式路线当然有很多有争议的话题,但几十年的经验,特别是《农业纲要四十条》和当年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对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的“过分热心”干预甚至决策往往会成为“抛”农民,效果不好。过去,从推广双轮双铧犁技术、不断提高复种指数、推广高粱小麦替代青稞、从“大公社”到“团队式”的运作中,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底蕴深厚、地域辽阔、条件极其多样的大国,中国各地适宜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在农民自治受到高度尊重的改革时代,农民以“三比三、九比零、二比五、十比十”的智慧解决了复种问题。通过向许多拥有大型农业机械专业户的小农提供商业服务,他们解决了“大公社”时代长期悬而未决的机械化问题,过去政府认为这是最适合机械化的。他们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押注双轮双铧犁的困境,同时强调手扶拖拉机,呼吁将“机械化”作为农业的基本出路

就经营方式而言,摆脱强制集体化的农民经济有了显着改善,无论是99%的农民选择自办家庭,还是95万个“大队”中的7000多个“村”,都显示了经济活力,允许农民选择留在“集体”。农民普遍脱贫致富,少数“集体”大多发展成为超级“明星村”。有些人已经证明了后辈的成就,小岗村农民走错了路,南街村是正确的选择。事实上,他们不顾常识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因为强制禁止农民离开而发展了“明星村”,而是因为缺乏“捆绑”农民而使小职位停滞不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绝大多数最初被迫集体化的村庄在20多年的实践之后并没有使农民感到“优越”,他们在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后选择离开。然而,只有少数人能让农民选择留下来。这些罕见而又完全正常的“集体”表现非凡,这不仅是“明星村”的问题,也是他们强行监禁农民而不表现出来的犯罪嫌疑。然而,“集体”如此之少,以至于农民可以自愿离开。这还不足以显示改革前农业体系的巨大失败吗?更不用说纯粹自愿的集体化,例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尽管存在着时代和风景不断变化的问题,但它仍然可以保留相当多的成员,甚至是国际公认为失败的前苏联集体农场。尽管其缺点众所周知,但在叶利钦“恢复资本主义”后的20年里,大约三分之一获得选择自由的俄罗斯农民仍然愿意留在改良的集体农场。但是,我们的公社制度在农民被允许退出几年后就崩溃了,95万个“集体”中只有7000个左右,只有不到1%的人能够保留自己的成员!在社区化时代,严禁“独自工作”。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退出权”,但没有禁止自愿“集体”。农民能够做出相对独立的选择后,“单独工作”和“集体工作”都比以前成功得多。因此,改革后农业的成功似乎就是在“经营模式”中为“集体”而“独自工作”的成功。事实上,从本质上说,这是相对自由的选择而不是没有自由的选择的成功。农民是否有权选择经营方式远比“哪种经营方式更好”重要。

公社解体后,我国改革时期的农业管理模式发生了各种变化。然而,无论是公司增加农民、合作社增加农民还是大型农场,无论规模是通过农民之间的土地转让还是通过外部公司租赁农民的土地,农民能够接受的成功选择往往是基于农民的意愿,这往往与政府最初的想法大相径庭。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正如新的农业技术只有在市场上被农民自由采用才能有前途一样,新的管理方法只有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才能得到支持。但是,政府应该做好满足农民需求的工作,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近年来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很多,例如是坚持耕地“红线”以确保粮食自给还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进口;公司增加农民还是合作社增加农民更好?继续保持农民兼职为农民工“引退”,或发展大规模专业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等。然而,有些地方在忽视农民权利的基础上讨论管理模式,这两个命题往往都存在问题。例如,在“只允许官员“包围”,不允许人民“出售”的模式下,重点是坚持“红线”,农民不能自主开发土地。然而,政府仍然可以大规模地“包围”这片土地。然而,

另一个例子是,“确认土地权利”和促进“流通”也是人民多年来的要求。然而,确切原因仍不清楚。农民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权利”?面对权势人物的侵犯,农民的这种“权利”能得到保障吗?近年来,“土地流转”经常被提倡为政府实施“大规模农业”的一种手段。“发展家庭农场”一词在世界范围内也泛指家庭农业(自一次总付合同改革以来,家庭农场在中国得到了推广。为什么现在要“发展”?)已经被“大规模”家庭农场的概念所取代。当然,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只是提到土地的“转让”不是出售或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意味这“转让”可以是非自由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转让”?我们所看到的是,《决定》出版后,强行圈地的趋势并没有消除。即使是因为《决定》倡导有利的市场经济,也在各地区引发了新一轮的“招商引资”热潮。这一趋势仍在上升,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02

简而言之,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也是如此。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导致农村人口的减少和许多农村社区的消失。几乎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经历过这一阶段。然而,像今天这样强烈呼吁“农村衰落”在我国是罕见的。事实上,从表面上看,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的城市贫困社会和农村无人居住房屋的破败相比,中国强制禁止农民进城低价定居,导致了“两栖动物”或“农民工”的普遍现象。城市声称没有贫民窟,而村庄里到处都是“没有人的新家”,以换取“两栖动物”的血汗。然而,闪亮外表下的社会“腐朽”甚至比其他人还要糟糕。取代农村的大贫民窟和废弃村庄是我国家庭分离和“候鸟”人口不可比拟的现象。农村“三落”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造成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典型的例子是,云南镇雄的一个丑陋而贫穷的农村流氓可以长期占据该村10多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的留守女童在同一个村庄被10多名中老年人(44-76岁)强奸轮奸达两年之久。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所反映的“衰落”是否可以与一般破旧的建筑和糟糕的公共安全相提并论?

有些人甚至就此写了一篇“文化”文章,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错误的。中国人实际上最重视金钱,忽视家庭纽带。很少有少数民族有如此高比例的人愿意一年到头与家人分离赚钱。这种说法真让人无语。他们愿意这样做吗?“两栖动物”是他们取代贫民窟的选择吗?

事实上,尽管城市里的窝棚和农村里失去的房子令人遗憾,但真正自由的移民,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应该是比以前更好的理性选择。即使在像东亚四小龙这样发展迅速、现在基本上没有贫民窟问题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穷人进城时住在棚户区也并不少见。只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的状况才逐渐改善,要么是因为他们申请政府福利,要么是因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不会在这一领域停留很长时间,而那些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将遭受贫民窟的长期困扰。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也依靠高速增长让“两栖动物”有钱回家建造“面子屋”吗?一旦高增长时期结束,过去积累和改造的家乡“面子屋”就不能用来谋生,它们在高增长时期也没有“融入”城市(甚至城市的较低层次)。然后是社会“衰落”

显然,问题不在于村庄是否应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的“西部城市化”能否超过个。什么是“西方城市化”?这么多西方国家有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吗?即使在美国、纽约和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国家,“城市化”也是一回事吗?关键在于谁决定农民的命运。当农民选择进城时,他们的工作应该受到尊重。当他们不讨人喜欢时,不应该被“上层阶级”赶走。如果农民选择留在村子里,他们的土地权利应该得到保护,“上层阶级”不应该抢走别人的视线。无论是“大城市投资建设圈地”还是“新农村建设征地拆迁”,农民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这些原则仅仅是在“西方”确立的吗?

可以看出,我们谈论的许多农业问题不是工业经济问题,我们谈论的许多农村问题也不是农村社区问题。事实上,它们都是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农民个人和财产权利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今天,中国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低,真正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力和真正生活在农村的人口的比例也在明显下降,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中国独特的“农民问题”不仅存在于非农业产业(所谓的“农民工”),也存在于大城市(所谓的“外来者”)。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解决农民问题,即农民权利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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